在高管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最近公布的银行业高管的薪酬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很多人认为，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相比，我们国内的银行高管所拿的薪酬水平其实还很低，根本不能算高，甚至跟江浙一带的很多民营企业老板比，也不能算太高。另外一种观点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这些企业的国有背景来看，这些银行高管们的收入已经太高了，因为普通员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要远远落后于这些企业的高管们。

       对于这两种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谁对谁错。这是因为，薪酬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薪酬水平的合理性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历史、市场化进程的阶段、企业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文化等，都有一定的联系。尤其是在中国当前情况下，我们在讨论薪酬的时候，既不能完全抛开国际企业界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来谈“中国特色”，但是也不能完全依据所谓的市场规律来谈所谓的“国际惯例”。整个社会对于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内部以及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看法，必然会受到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历史发展逻辑的影响，这一点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了。

      笔者认为，我国银行高管目前的薪酬水平困境，其实是中国现阶段宏观收入分配体制以及企业微观薪酬决定机制两个层面上存在的诸多矛盾的一种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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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的宏观财富分配差距（而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的扩大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从合理的一面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比如信息技术人员、金融行业中具有较高水平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法律、金融、保险、管理、财务等咨询服务公司的高级咨询服务人员等等，他们的收入增长有其合理性。市场经济的深化导致了社会对这部分劳动力的需求在大幅度扩张，而这种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供给却相对缓慢，这必然会导致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长。总的来说，这是好事情，这种情况会鼓励整个社会包括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是根据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信号来对某些职业进行投资，这最终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更快增长，同时也会适当缓解因一些特殊人才的稀缺而导致的高水平薪酬。

      但是，在宏观层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合理的财富分配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的情况。在实践中，在转轨时期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比如，社会上有很多人通过变相掠夺国有资产或国有资源来获得个人财富。在这些财富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这些国有企业的历代劳动者甚至可以说是全体国民共同积累下来的。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用压低劳动者工资的方式形成了一大笔国有资产，因此，在现有的这些国有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应该作为工资或延期性质的退休生活保障来返还给过去的低工资劳动者们的，但是，在当前这种特殊的体制转轨过程中，这笔国有资产中相当一部分却被极少数人所攫取。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些攫取国有资产的人实际上是变相掠夺了国有企业历代劳动者的工资或者全体国民的财产。另外，在改革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很多依靠与政府官员或政府机构进行权钱交易而发财的人，这些人所获得的财富当中，同样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窃取的国家财产，这些财产本来是可以由政府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回馈给整个社会或者是保护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而这部分通过寻租而获利的人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其实也是对普通公民的收入的一种掠夺。事实上，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不讲道理的，他们完全能够容忍甚至欣赏那些“靠本事挣钱”的人，但是却不能容忍依靠权力或不正当手段来谋取不义之财，甚至是通过对老百姓的价值掠夺来挣钱。

      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发挥发现并传递劳动力价格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不同程度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尤其是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秩序存在相当程度的混乱。正是在我国目前这种半市场、半行政的体制下，人们对收入分配方面的很多问题的看法所依据的规则是混乱的，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每一个不同的利益群体都会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找看待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合理的标准，既得利益者会强调市场经济就是应该这样，而利益受损者则强调这种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是有历史渊源的。对于银行高管人员的薪酬的看法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

      总的来说，我国当前社会对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不是财富分配差距扩大）及其不合理性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存在不合理的差距。二是在企业内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性。

      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来看，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目前的几乎所有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在总体上都存在薪酬水平过高的问题，其中尤其是石油、石化、电信、电力、烟草等一些行业，一部分国有背景的银行也同样是如此。尽管在这些行业中确实有一些关键岗位和关键人才确实是需要获得高薪的，但是，这些行业和企业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人所获得的薪酬是远远超出他们的劳动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的（这里我不想说对企业的贡献，因为这些企业的利润不是市场利润，而是行政垄断利润）。这些垄断行业和企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这些行业和企业的没有标准的薪酬水平上涨已经导致这些行业中的很多人，在薪酬水平方面（其实还有更为隐性的住房公积金、补充养老及医疗保险等同样丰富的福利）要远远高于具有同等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且劳动强度类似的其他社会劳动者。不客气地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垄断企业和垄断行业已经成为通过以隐性手段掠夺全体国民的收入和财富，来满足其内部人收入增长的一个平台或中介。

      换个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公民的收入水平高低不能仅仅看货币工资水平的高低，关键是看这些收入水平的购买力。即使我们的社会工资水平不变，那么，像是移动电话费用、电力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同样能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并没有使得全体国民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是使整个社会中的少部分人通过侵吞国有资产和获得垄断性高薪酬的方式拿走了。国家如果能够将这些不当得利以转移支付的形式用于公共事业的发展，比如对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则整个社会必然能够从中获益。